33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向前推进，也面临着痼疾。在这些突出问题中，无论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还是科研经费管理仍待完善，或者是中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等问题，都属于难啃的“硬骨头”。

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这句他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的原话，再次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性进行强调，提出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

改革是系统的社会工程，不可能单兵独进，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是其中之一。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33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向前推进，也面临着痼疾。在这些突出问题中，无论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还是科研经费管理仍待完善，或者是中国科技界还存在中青年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学术界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等问题，都属于难啃的“硬骨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2015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条改革任务，目前已完成110多条……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举措纷纷落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985，吹响改革冲锋号

1978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模仿苏联的科技发展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式科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相继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整体上以较快的速度显著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对此，杨振宁先生曾中肯地评价道：“新中国通过人才的训练，通过科研机构的建立，通过工业的发展，可以讲近代的科技在中国本土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转变为有较强经济指向的赶超型战略，这些都对科学技术提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迫切需求。而当时的科技体制，已经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

1980年代初，上海宝山县彭浦家用电器厂厂长李七华，对此有着自己的体会。夏季来临，本来是卖电扇的季节。由于市场饱和，他们厂生产的1万多台电扇积压，濒临倒闭。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济大学副教授郑万烈来到厂里，建议工厂转产工业部门急需的半导体制冷设备。李七华马上聘请郑万烈担任技术顾问。郑万烈平时在学校上课，带研究生，星期日便骑上自行车赶到彭浦家电厂“上班”。到了暑假，他还要在厂里住上一段时间。在郑万烈的帮助下，新产品开发出来，工厂很快摆脱了困境。

像郑万烈这样，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在当时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在上海郊区、苏南、浙江以及珠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里，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这种合作中，乡镇企业得到技术支持，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地。可惜，“星期日工程师”只是科技与经济自发结合的产物。虽然他们为乡镇企业从田野里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大多数人却只能隐姓埋名，生怕被所属单位发现。

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人们寄希望于改革。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3月7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对新的科技体制提出要求：“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徐光宪的求学生涯，大多是在他半工半读的情形下坚持完成。在上海交大的本科学业是一边读书，一边晚上做家教，并积极争取奖学金坚持完成学业。大学毕业两年后，他参加并通过了当时全国各地区公开招考出国留学的考试，并于1947年底只身赴美，先到圣路易斯城的华盛顿大学化工系学习，一个学期后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暑期班试读，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校聘助教奖学金。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博览》 网址: http://www.zgkjbl.cn/qikandaodu/2020/0923/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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